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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回到生活培養真人
 
   當前,中國教育已經走到了改革的深水區,但我們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依然還未能夠有效解決,如愈演愈烈的課外輔導將我們的孩子引導向了分數至上的歧路、中小學生中出現了厭學逃學怕學現象、走出家門的孩子缺乏生活能力和社會能力、培養出的學子缺乏足夠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甚至不知道、不遵守基本的社會紀律和規則,受過良好學校教育者卻缺乏基本的文明素養……這些問題背后的影響因素肯定是多元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是我們不斷追逐“知”而忽略“行”造成的結果。
     教育與生活不可脫離
  知與行,一直以來是中國教育界以及哲學界熱衷討論的話題。明代大儒王陽明強調“知行合一”,并認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受到王陽明影響的教育家陶行知則更為推崇行動的力量,他經歷了從“知行”到“行知”再到“行知行”反復的過程,并將王陽明的哲學思想掉了個個兒,改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充分證明了他的教育哲學的實踐性。在這一實踐導向下,他將老師約翰·杜威的“教育即生活”進行了翻轉,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論,尤其是“教學做合一”的實踐論,證實了這是一套以“行”為主的教育哲學體系。
  陶行知是強烈反對“唯知識論”的教育,他曾大聲抨擊當時中國教育“知行分離”:“中國向來所辦的教育,完全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蓋房子不造林”,“他教人有荒田不知開墾,有荒山不知造林”,“他教人忍受土匪、土棍、土老虎的侵害而不能自衛,遇了水旱蟲害而不知預防”……正是因為對當時中國教育理論與實踐脫離的不滿,所以他在曉莊師范招生時就強調,“小名士、書呆子、文憑迷”都不要來,來了就都要在“做中學”。也就是說,生活教育提出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就是陶行知希望能夠以此來改造畸形的智力教育——應試教育,從而解決教育與生活脫離的問題。
     生活中蘊含真正的教育
  針對此種現象,陶行知在多年的思考中逐步構建起了生活力、學習力、自治力和創造力的“四力”與23項常能的教育體系。這23項常能包括初級如會洗衣做飯、應對進退、游泳急救和更加高級的如會開車、翻譯、速記、領導等等。這些具體的目標是落實生活教育的實際抓手,提升了學生的核心能力素養。
  時至今日,我們回過頭來看生活教育的實踐,再聯系我們當下的教育,迫使我們進一步來反思的問題依舊很多。
  一要提升學生的生活力。應試教育的重壓之下,學生的生活力缺失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連篇累牘的報道中,兒童青少年不會洗衣做飯,不會與同伴交往,缺乏個人獨立生活的能力的例子不勝枚舉。其實,我們都知道:生活力就是一種生活的能力,包括與人交往,自我生長發展和改造社會的能力。但在我們重考試重成績輕素養的時代,家長和學校剝奪了兒童生活力培養的機會,導致兒童的世界中生活是生活,教育是教育。
  二要提升學生的學習力。這種學習力并不是被動的學習,而是自主的、探究的學習能力,其學習的范圍也不僅僅是書本知識,而是包括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我們的生活素養、社會素養。對學習力,陶行知曾有經典的表述:“指導他,使他以最短的時間,經過相類的經驗,發生相類的理想,自己將這個方法找出來,并且能夠利用這種經驗理想來找別的方法,解決別的問題。”但在我們的現實教育中,學生們主動質疑、反思的并不多,更多的是被動填鴨式地接受學習。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必然會導致學習力提升受限。
  三要提升學生的自治力。自治力的缺失在當下的中國教育中貌似是一種常態,無論是學校還是家長甚至兒童自我都不太關心自治力的培養。事實上,自治力這一素養的形成不僅事關著個體素質,更是關系到未來國家與社會的整體形象。在陶行知看來,自治力的形成,“可為修身倫理的實驗”“適應學生之需要”“輔助風紀之進步”“促進學生經驗之發展”。從某個角度來說,這既是集體規訓的一種體現,當然也是社會素養進步的標尺。
  四要提升學生的創造力。在忙于各種奧數競賽、教育培訓補習、各類興趣班的童年中,兒童的創造力被扼殺了多少?當教育與日常生活相脫離走入“唯分數論”的時代,兒童也很難獲取創造的靈感源泉;當我們看重強制性記憶背后帶來的良好成績時,我們也就忽視了給兒童自由創造的時間和空間。所以,陶行知才會大聲疾呼,要解放兒童,解放兒童的眼睛、頭腦、雙手、嘴巴、空間和時間,也只有讓兒童實現了“六大解放”,他們的創造能力和靈感才會源源不斷地展現出來。
  五要讓學生掌握日常技能。陶行知提出的23項常能均是實際易操作的,比如,他希望兒童青少年能夠掌握諸如燒飯做菜、洗補衣服、種園、布置、修理、管賬、游泳、編書等等技能。事實上,看看今天我們生活在21世紀的學生們,其日常生活技能的掌握甚至還遠遠比不上陶行知那個時代所教育出的學生。所以我們應該認識到,指導兒童掌握日常技能,其實就是學會他們開始學習并適應日后的獨立生活。
  當我們立在當下,發現現實教育問題的時候,我們回望歷史會發現,生活教育理論曾那么鮮活的挺立在中國近現代的教育舞臺上,讓教育與生活相融。陶行知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沒有生活做中心的學校是死學校,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書本是死書本”。這振聾發聵的聲音恰恰指向了我們當下教育的弊端,也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生活教育的實踐價值。生活力、學習力、自治力、創造力以及日常技能,它們都是以生活為旨歸,指向的都是培育真正的人的核心素養能力。所以,無論是歷史還是當前,它們都應該成為破解教育難題的一個有效選項。(作者:南京曉莊學院陶行知研究院副院長劉大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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